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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

作者：吴冰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教授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居于支配性主导地位，其中东政策深刻影响中东地缘战略竞争和战略格局。俄罗斯借助地区伙伴，以中东变局为契机、以叙利亚为主要抓手，成功恢复和扩大了地区影响力，但其优势局限于中东部分国家和局部地区。欧洲缺乏独立自主的中东政策，总体上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其影响力有限。中东地区当前存在四组主要的地缘战略竞争，并缺乏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地缘战略竞争无法得到有效协调和管控，从而出现日趋激烈的态势。围绕大国博弈和地缘战略竞争，在中东地区出现了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亲穆兄会阵营，以及以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反穆兄会阵营。特朗普支持反伊朗、反穆兄会阵营；俄罗斯依托什叶派阵营，拉拢亲穆兄会阵营；欧洲采取不选边站和相对超脱的立场。大国博弈和地缘战略竞争，导致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利比亚等国出现尖锐对抗甚至爆发内战或武装冲突，使这些国家成为地缘战略竞争的焦点。在焦点国家，以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为代表的次国家武装行为体的作用凸显，在地缘战略竞争中正在发挥关键作用，成为改变中东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

在世人眼里，大体从西亚到北非的大中东地区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而又陷于严重分裂的地缘政治区域。一方面，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民众都信奉伊斯兰教，人多势众的阿拉伯人族群纽带也源远流长、密切复杂，而放眼世界历史的长河，这一地区自中古以降，也大体经历了同样或类似的命运和进程，从伊斯兰化到西方殖民化，再到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独立斗争，以及地区和次地区层面的合作与抗衡。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又长期处于战乱纷争之中，部族与国家、宗教与意识形态、中央与地方、泛地区与跨地区同盟、传统习俗与国际潮流、前现代与后现代等等，各种物质和观念的大大小小的力量都胶合纠结在一起，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无从梳理和把握。

在地缘政治急剧回归的当下，可以看到中东地区其实一直是国际地缘战略博弈的焦点。从地缘战略博弈出发去剖析这一地区的战略格局，虽然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但仍不失为厘清和把握这一地区现实走向和历史大势的重要视角。由于中东地区自然而历史的地缘脆弱性，外部势力乃至霸权大国参与博弈实属必然，而且往往深刻影响和主导着这一地区的战略格局演变。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内内外外，就像一出古老戏，尽管戏码换了一出又一出，角色走了一拨又一拨，但程式化的表演、规律性的法则一直在那里，令人陌生而又熟悉，心生厌倦而又欲罢不能。远的不说，即如近二十年间，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利比亚乱局到叙利亚危机，从本·拉登到“伊斯兰国”，从“阿拉伯之春”到新一轮地区权势的竞合，强人落荒，生灵涂炭，群雄逐鹿，难民远遁，长路漫漫兮永无宁日。近日据报道，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最近10年来“最惨烈的一场大战”即将打响，一方是兵临城下、志在必得的叙利亚政府军及其友军，另一方是退缩纠合、困兽犹斗的叛军，叛军的背后是土耳其和美国，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则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美俄矛盾在急剧激化，伊美博弈在加速升级，巴沙尔政权志在统一叙利亚全境，叛军和外来武装分子也决不愿丢失最后一块阵地，功败垂成、就此落幕，而伊德利卜之战乃至“七年之痒”的叙利亚内战不过是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竞争和战略格局演变的一个缩影！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出发，通过梳理最近一二十年间中东地区各层次主要行为体的战略、政策和行为，勾勒和分析这一地区的战略格局及其发展趋势。作为冷战后在中东地区唯一居于支配性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中东政策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战略格局和战略竞争的走势。美、俄、欧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需要地区盟友和伙伴作为支撑。围绕主要的地缘战略竞争，传统地区大国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以色列和新兴的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形成三个主要阵营。大国博弈和地缘战略竞争的互动，共同塑造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这一格局包括基本力量对比、主要国家行为体、主要阵营、焦点国家和次国家武装行为体等一系列构成要素。

囿于写作的缘起和动机，本文只是从一个较为宏观粗略的特定视角呈现了近期中东战略格局的结构、形态及其内在的逻辑机理，中东大量而丰富的国际问题则始终留待我们展开扎实具体深入的实证考察和研究。

一、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的急剧萎缩，美国成为在中东地区唯一居于支配性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中东政策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

美国在中东地区打造盟友体系以支撑其支配性主导地位。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土耳其、以色列等国。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则被视为反美国家，被美国国务院列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名单，1994年开始更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伊拉克和伊朗是美国打压的重点，克林顿政府为此制订了“双重遏制”的政策。1993年，马丁·因迪克明确阐述了克林顿政府的中东政策：“在东侧对伊拉克和伊朗进行双重遏制，在西侧推动阿拉伯—以色列和平，努力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并促进构建对于中东各国人民而言更民主和繁荣的地区。”“双重遏制”在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的同时，也试图让伊朗和伊拉克相互牵制。克林顿政府对两伊的遏制也存在差异，美国明确表示要谋求对伊拉克的政权更迭，但是对伊朗并没有表明这一意图。没有了苏联的制衡，美国在中东核心地带直接驻军的障碍不复存在。借1991年海湾战争之机，美国开始在海湾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网络并大规模驻军。克林顿政府的中东政策为小布什政府诉诸军事手段直接推翻伊拉克政权做了思想和物质准备。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中东战略格局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形成并扩大，伊拉克从地区大国转变为地缘战略竞争的焦点国家。这些变化都与美国的中东政策密切相关。美国在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先后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客观上帮助伊朗消除了两个强大的周边对手，为“伊朗崛起”的局面创造了条件。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看来，只有伊拉克有能力平衡伊朗，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陷入长期动荡，海湾阿拉伯国家不得不直接面对伊朗的威胁。事实上，伊朗并非无所作为就可天然获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利用处理黎巴嫩事务所获得的经验，伊朗在伊拉克设计了有效的应对政策，即与伊拉克什叶派各派系力量和库尔德人发展关系。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中的达瓦党、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萨德尔运动和纳贾夫高级宗教学者都建立了联系，马利基政府更是与伊朗确立了紧密的关系。2008年3月，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访问巴格达，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领导人首次出访伊拉克，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地区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伊拉克。此举被视为彰显伊朗在伊拉克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伊朗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扩大，在2004年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描述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出现。因而，伊拉克战争严重弱化了阿拉伯世界，也开启了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尖锐对立的新阶段。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将土耳其、埃及和伊朗作为重点。2009年4月，奥巴马访问土耳其，这是他上任后访问的第一个伊斯兰国家。4月6日，奥巴马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发表讲话，表示土耳其是“一个关键盟友、欧洲的一个重要部分”。除了强化美土双边关系，“奥巴马之行还有意利用土耳其作为西方国家成员和穆斯林世界成员的独特作用”，以传达与穆斯林世界和解的意愿。6月，奥巴马访问沙特和埃及。他在沙特仅停留数小时，在埃及则选择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再一次全面阐述了他的中东政策。奥巴马还多次表示要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伊朗发展关系。

2011年1月，埃及政局出现动荡，随着埃及政治过渡进程的开启，穆兄会的影响力逐渐凸显。早在2010年，奥巴马就发布第11号总统研究指令(psd-11)，对穆兄会和土耳其正发党等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进行评估。其结果，促使美国从支持中东地区的威权主义稳定政权转向支持温和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其代表就是穆兄会和土耳其正发党，美国支持其推动中东地区的政治改革。奥巴马使用“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概念来取代“反恐战争”的概念，并将穆兄会作为温和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的代表，以其来对抗“基地”组织。2011年6月30日，在访问匈牙利期间与匈牙利总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次谈到穆兄会：“奥巴马政府继续与穆兄会采取有限接触的方式，过去五六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相信，鉴于埃及变化的政治版图，与坚持和平和非暴力的所有派别接触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我们欢迎与那些希望和我们讨论的穆兄会成员展开对话。”2011年12月埃及议会选举之后，美国高级官员开始与埃及穆兄会展开实质性接触。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克里当月访问埃及并与穆兄会自由与正义党高级官员会面。2012年1月，助理国务卿费尔特曼和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先后访问埃及，会见自由与正义党官员。美国政府还与利比亚穆兄会接触，2012年4月，美国邀请利比亚穆兄会的正义与建设党发言人穆罕默德·加伊尔访美。同年7月14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与该党负责人穆罕默德·苏万会谈。在美国看来，土耳其正发党也是穆兄会类型的政党，由伊斯兰主义政党主导世俗化的政府，使得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成功样板。如果同样的模式在埃及和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能够获得成功，那将大大强化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力。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的世俗主义力量将穆兄会视为严重威胁，美国的这一政策取向是对其利益的重大挑战。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穆兄会的穆尔西政府，完全打乱了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意图和布局。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和2013年两次与伊朗在阿曼展开秘密谈判。美国方面放弃了此前坚持的伊朗零浓缩铀的立场，消除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关键障碍。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在瑞士日内瓦达成《联合行动计划》；2015年7月15日，在日内瓦达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推动伊核问题实现全面解决。

奥巴马中东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减少投入、加大控制。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只是其中东政策的表象，核心则是利用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中东军事基地网络和驻军，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伊朗等对手进行遏制乃至军事干预和政权更迭，从而实现美国全面绝对掌控中东的地缘战略目标。但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能力以满意的方式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相反，这两场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国力。美国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以及美国对沙特、埃及、以色列等盟友的支持，并没有形成对伊朗的压倒性优势，在海湾地区，力量对比的天平反而日益向伊朗倾斜。2010年到2013年美国对伊朗的严厉制裁，并没有迫使伊朗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如果美国不想再发动一场战争，那么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就成为合理的选择。军事行动、盟友体系和制裁措施，都意味着美国必须加大在中东地区的投入。因此，要想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投入，就必须采取新的政策思路。奥巴马政府与穆兄会和伊朗进行接触，就是这种新思路的核心举措。与穆兄会接触的政策因穆尔西政府的倒台而失败，奥巴马把政策调整的重点集中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核问题的实质是伊朗的地区影响力问题。通过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美国可以减少与伊朗在地区问题上的对抗，从而达到减少投入的目的。与此同时，虽然以色列、沙特等传统盟友对此不满，但是这些国家并不能离开美国的安全保障和支持。与伊朗这样的传统对手改善关系，可以实质性地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投入，并加大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力。

在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推动中东战略格局出现新的深刻变化：第一，地缘战略竞争的焦点国家大幅增加。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因为出现内战和武装冲突，成为新的焦点国家，黎巴嫩由于日趋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也成为焦点国家。第二，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进一步扩大。第三，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亲穆兄会阵营形成。第四，地区大国埃及的影响力严重萎缩，阿联酋、卡塔尔的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逆转了奥巴马的中东政策。首先，他将遏制伊朗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在特朗普的安全团队中，第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第二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均出身军方，他们认为从伊拉克撤军是个灾难，伊朗在伊拉克的渗透给美军制造了巨大麻烦；库什纳及其家族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密友；而第一任国务卿蒂勒森在埃克森美孚任职期间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一国安团队的观念中，伊朗是对美国和地区的严重威胁。2017年10月13日，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伊朗新战略》。这份文件指出，经过9个月的酝酿，特朗普提出其关于伊朗的新战略。特朗普认为，伊朗带来不稳定的影响，具有进攻性，并支持恐怖主义；美国需要支持地区盟友，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限制伊朗的导弹项目和核武开发，谴责革命卫队侵犯人权。文件直接点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他本人坚决反美，应对伊朗对外输出暴力、对内压制人民负责。文件认为，伊朗的威胁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胁邻国、核威胁、导弹威胁、支持恐怖主义、支持阿萨德政权、威胁以色列、阻碍波斯湾航行自由、对他国进行网络攻击以及侵犯人权。文件要求实施全方位的战略遏制伊朗，以改变“伊朗政权的行为”，特别是要针对伊朗革命卫队。文件还特别指出奥巴马在撤出伊拉克和处理伊朗核问题方面存在失误，特朗普则决心不再重复这些错误。⑥美国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以长期主张在伊朗实施政权更迭而著称，国务卿蓬佩奥则在2018年5月21日发表讲话，指责“伊朗在伊核协议期间加紧向中东进军”，并明确提出12项要求，涉及伊朗的核计划、导弹项目、在地区的作用等问题。其次，特朗普转向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等传统盟友，提出“阿拉伯北约”的构想，即以沙特和阿联酋为核心，纳入海合会阿拉伯国家、约旦、埃及等国组成阿拉伯版的北约，与以色列结成安全伙伴，共同遏制伊朗；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也被边缘化。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推动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国围绕反伊朗、反穆兄会的目标加强合作。中东地区的矛盾和对抗加剧，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增大。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俄罗斯和欧洲的中东政策

作为中东地区的近邻，俄罗斯在中东拥有广泛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在战略上，利用中东与美、欧周旋，增加与其他大国博弈的筹码；通过坚持尊重主权、反对外部干预尤其是军事干预的原则，通过坚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心地位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树立俄罗斯的大国形象，为该地区国家在西方国家之外提供替代性选项。在地缘安全上，确保中亚与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以防中东局势通过影响这些地区间接威胁俄罗斯的自身安全；反对恐怖主义势力，尤其是与“基地”组织相关联或有相似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同时应对贩毒、走私与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尤其是防止核武器从南侧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在经济上，为俄罗斯争取更大市场，与中东国家合作扩大俄罗斯的能源利益。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正式独立。1991年至1996年，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萎缩。1990年，科济列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长。苏联解体后，他继续担任俄罗斯联邦外长。他努力与美国构建巩固的关系，在中东地区也努力推行不介入的政策。1996年，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外长，这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折点。事实上，这标志着在外交政策理念中系统实施现实主义”。在普里马科夫的外交理念中，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以现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来主导政策的制订；第二，与中国、印度、伊朗等地区主要国家建立战略关系来强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从1998年到2004年担任外长的伊万诺夫继承了普里马科夫的这一外交理念。因此，从叶利钦执政中后期开始，俄罗斯调整了对中东的看法和政策，把在中东地区的收缩视为自身软弱的一个表现，并视中东为重新恢复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以和平进程的停滞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严厉政策，都使得俄罗斯看到恢复自身在中东影响力的机会。从叶利钦执政中后期开始，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外交布局的重点日益转向伊朗和叙利亚。

2000年6月28日，普京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鉴于包括波斯湾地区和北非在内的中东地区局势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俄罗斯将致力于稳定该地区的局势。基于和平进程共同发起国的地位，俄罗斯努力寻求积极参与该地区后危机局势的正常化。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的优先任务是恢复和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该地区非常富饶且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9·11”事件爆发之后，俄罗斯支持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但是随着在2002年之后美国将焦点逐渐转向伊拉克，俄罗斯与美国的分歧迅速扩大。俄罗斯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认为美国是利用“反恐战争”来扩大其全球的霸权地位，入侵伊拉克也会危及俄罗斯坚决维护的主权原则。“对于美国利用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外衣热衷于单边改变国际规则，俄罗斯深感不安。”

尽管俄罗斯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在中东实行的是全方位平衡外交，但是其中东外交布局以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为重点的态势更加明显。对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的支持有利于平衡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伊核问题引发的危机也为俄罗斯扩大在中东事务上的发言权提供了契机。俄罗斯所奉行的中东外交布局，一方面是全方位平衡外交，另一方面则对伊朗、叙利亚、真主党有所侧重。这种外交布局在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后，为俄罗斯应对变局奠定了基础。中东变局爆发被俄罗斯视为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机遇，2012年俄开始加大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俄罗斯不再满足于在该地区扮演有名无实的角色。俄罗斯想确立自己的大国地位，相信自己必定有能力和政治意愿在超越周边的地区发挥影响力。”俄罗斯试图以中东来重塑自身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如果说2012年之前俄罗斯在中东的外交可以被界定为不连贯和机会主义，其与西方日益加剧的冲突则驱使俄罗斯强化在该地区的行动。与中东地区强国保持良好关系使得俄罗斯得以避免国际孤立，并部分补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中所受的影响。”

这样，中东地区尖锐的地缘战略竞争，成为俄撬动中东国家加强对俄政治、经济、能源和军贸等方面关系的手段。一方面，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多次在联合国否决涉叙提案，在2015年叙利亚局势趋紧的时候果断出兵叙利亚，与叙利亚政府、伊朗、真主党和什叶派民兵组织合作，支持叙利亚政府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和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沿幼发拉底河形成分治的局面，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到2018年夏末，反政府武装只能保持对伊德利卜省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努力保持和土耳其的合作。叙利亚局势影响了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但俄罗斯对土耳其保持了克制的立场，仅采取了能源和经济制裁。2016年7月土耳其政变事件之后，俄土关系迅速升温。2017年1月，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方有关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机制建立。不论是2016年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幼发拉底盾牌”行动，还是2018年在阿夫林的“橄榄枝”行动，俄罗斯都没有明确反对。

通过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大幅提升了影响力。以色列、沙特等国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不得不与俄罗斯保持密切接触，而埃及、阿联酋等国则主动与俄罗斯扩大合作。俄罗斯通过其长期以来与伊朗、叙利亚、真主党保持的密切关系，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采取果断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在中东地区恢复和扩大了影响力。但是需要指出，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既没有打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支配性主导地位，也没有形成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势均力敌的局面。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的恢复和扩大，仍然局限在局部地区和部分国家。

欧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一直试图推动中东国家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1995年，欧洲与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国家启动了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即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沿岸地区与欧洲的安全息息相关，启动巴塞罗那进程对于维护欧洲的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经济上讲，巴塞罗那进程在推动地中海沿岸中东国家与欧洲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有可能“在阿拉伯世界重启阿拉伯国家间经济合作的理念。这导致1998年大阿拉伯自贸区的建立，并激励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约旦建立地中海阿拉伯自由贸易联盟”。2008年7月，在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推动下，地中海峰会在巴黎召开，并正式启动了“地中海联盟”计划。2004年，欧盟启动了“欧洲睦邻政策”，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以色列等中东国家。该项目通过欧盟拨款的“欧洲睦邻政策工具”实施，而这一拨款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双边方式执行的。多边的地中海联盟计划与双边的欧洲睦邻政策相比，后者更具实效，这表明欧洲在推动中东地区合作机制建设方面进展有限。进而言之，不论是地中海联盟计划还是欧洲睦邻政策，其着眼点更多的是如何维护欧洲的安全和稳定。

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国家有意通过强化欧洲一体化来制衡美国。因此，在伊拉克和伊朗等问题上，欧洲国家采取了与美国有所区别的政策。2003年，法、德等国不支持美国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决议，使得美国不得不和英国一道在没有联合国决议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是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和荷兰先后遭到否决，欧盟建立统一有效的外交和安全机制的进程搁浅，欧盟平衡美国的能力遭到严重质疑。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国家转而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从2002年到2005年，由英、法、德三国主导的伊朗核问题谈判也通过提交安理会而形成伊核问题六方机制，其中美国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2005年之后，欧洲国家总体而言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后，在利比亚、叙利亚等问题上，欧洲国家基本上追随美国。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围绕伊核协议，欧洲国家与美国产生分歧。但欧洲国家采取不断让步的立场，试图促使美国留在伊核协议框架之中。为了维护伊核协议框架，法国等欧洲国家调整立场，支持按照美国意图对伊核协议作出调整。2018年4月2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华盛顿，提出由美、法、英、德就伊核协议达成一个补充协定，包括四个支柱：保留伊核协议、延长伊核协议限制伊朗铀浓缩活动的有效期、限制伊朗的导弹项目、不允许伊朗干预邻国事务。尽管欧洲国家做了全面让步，但特朗普依然于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总体而言，由于欧洲国家无力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中东政策，在应对中东变局、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等方面，都反映出对中东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存在理念偏差、政策失误和能力有限等严重问题。

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中，美国占据支配性主导地位，其对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俄罗斯依托与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的合作，以中东变局特别是叙利亚危机为契机，恢复和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力。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挑战最大，但未能形成与美国势均力敌、分庭抗礼的局面，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仍局限于部分国家，在局部具有相对优势。欧洲未能成为在中东地区平衡美国的力量，总体上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其影响力相较美国和俄罗斯居于下风。

三、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

在中东地区国家之间，当前存在着四组主要的地缘战略竞争：伊朗和土耳其之间围绕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竞争、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全面战略竞争、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与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之间的竞争以及阿拉伯国家间的竞争。

(一)伊朗和土耳其之间围绕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竞争

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的天然领袖性国家。据统计，全球什叶派穆斯林约为3.2亿到3.5亿之间，约占全球穆斯林总人口的20%。西亚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约为1.4亿，其中一半分布在伊朗，其他国家包括伊拉克、土耳其、也门、沙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国。(15)伊朗有7300万什叶派穆斯林，是全球什叶派穆斯林人口第一大国，依托人口规模、历史传统、文化影响、安全能力，在什叶派伊斯兰中具有天然的领袖性地位。2017年，伊朗召开德黑兰安全会议，强调“西亚”的概念，即突出伊朗对其周边国家的影响。目前西亚地区国家的人口约为3.2亿，其中什叶派约占一半，在这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认为什叶派占穆斯林人口绝对少数的传统观念就被颠覆了。2018年第二届德黑兰安全会议的主题为“西亚地区安全”，更全面地突出了伊朗在西亚地区的主导性作用。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大会发言中明确表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于本地区的战略观点中，始终努力创造‘强大地区’，而非谋求霸权、试图排斥其他行为体。要尊重波斯湾地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本地区要接受共赢的规则。”伊朗方面的核心观点即地区国家和世界大国必须接受伊朗在西亚地区的“合法国家利益”。伊朗中东战略研究所主任凯汉·巴泽加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就明确指出，伊朗在伊拉克有合法的国家安全关切和经济—宗教文化利益。这种在西亚地区存在伊朗合法国家利益的观点，既是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肯定，也是对沙特等国指责伊朗干涉阿拉伯事务的反驳。

与什叶派伊斯兰不同，逊尼派伊斯兰内部并没有天然的领袖性国家，沙特、埃及、土耳其在逊尼派伊斯兰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2002年土耳其正发党上台以来，埃尔多安所执行的内外政策被概括为“新奥斯曼主义”，其核心是宣扬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对内确立正发党及埃尔多安本人的权威，对外谋求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新奥斯曼主义“被界定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推动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曾经控制的地区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这一关系的表现就是，安卡拉努力发挥作用以保护前奥斯曼帝国属地的突厥语系居民，同时成为逊尼派利益的核心代表”。新奥斯曼主义反对土耳其共和国创立时所奉行的凯末尔主义，即世俗主义、全面西化和脱亚入欧，而是强调伊斯兰的传统和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文化，在外交上更多关注中东地区。新奥斯曼主义认为土耳其在一战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有意恢复对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北部和部分希腊岛屿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不断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一战结束后签订的《锡瓦斯条约》分割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这种对被外部势力分割而解体的担忧情绪被称为“锡瓦斯综合征”，对土耳其的民族心理和外交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土耳其政治文化接受一种被孤立的状态”。新奥斯曼主义既是锡瓦斯综合征的一种表现，也是对锡瓦斯综合征的回应。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政府有意使土耳其“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成为逊尼派的保护者，正如伊朗在中东其他地区表现为什叶派的保护者样”。

在新奥斯曼主义的思想指引下，土耳其意图超越沙特、埃及等逊尼派国家，成为逊尼派伊斯兰的领袖性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在伊斯兰世界与伊朗竞争领袖地位。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支持反对派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策，充分反映了土耳其的上述意图。伊朗对土耳其的国家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努力将双方的分歧限制在叙利亚问题上，在高层互访、经贸合作等方面则保持密切关系。2017年12月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决定搬迁大使馆。12月13日，埃尔多安呼吁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紧急首脑峰会，要求承认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巴勒斯坦国。2018年5月，土耳其宣布召回驻美国和以色列大使，对美国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表示抗议。土耳其看到埃及、沙特等国无意明确反对美国的迁馆决定，从而有意借机突出土耳其在逊尼派伊斯兰中的领导地位。

(二)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全面战略竞争

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竞争是全面战略竞争，而非单纯的教派矛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古已有之，但这种差异和矛盾并不必然变成尖锐的对抗。20世纪70年代，伊朗与沙特被美国视为海湾地区的双支柱，以应对苏联支持的伊拉克和也门，伊朗更被美国视为保护海湾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海湾警察”。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持反美立场的伊朗与美国盟友沙特产生了尖锐对立。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得伊朗和沙特在针对伊拉克的问题上产生了和解的必要，而二者的关系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又趋于紧张。由此可见，固有的教派差异，只有在地缘政治对立的基础上才会演变成对抗。

当前，伊朗和沙特之间存在着全面的战略竞争，包括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地区安全、社会文化和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2016年1月3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这已然是历史上的第二次，1988年到1991年，沙特也曾与伊朗断交。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卡里姆·萨贾德普尔指出：“沙特—伊朗的敌对关系是教派(逊尼派对什叶派)、民族(阿拉伯人对波斯人)、意识形态(美国盟友对反美国家)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每个国家都将自己视为中东乃至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天然领袖。伊朗和沙特注定是竞争者——正如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以及巴西和阿根廷在拉美——但并不必然是敌人。”伊朗与土耳其的竞争是有限竞争，但与沙特的竞争是全面竞争；与土耳其竞争的是相对抽象的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与沙特则是竞争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具体表现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问题上。在伊朗看来，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沙特根本无力与伊朗对抗。在与伊朗的全面战略竞争中，阿联酋、以色列支持沙特的立场。

(三)亲穆兄会阵营与反穆兄会阵营之间的竞争

土耳其正发党被视为穆兄会式的政治组织，其对阿拉伯国家的穆兄会有着天然的同情。2007年之后，正发党政府支持穆兄会和哈马斯的立场日益清晰。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军事打击加沙，土耳其表示对哈马斯的支持。2010年发生土耳其救援加沙船队遭以色列攻击事件，土耳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后，土耳其正发党视之为“推行扩大地区和国内影响力战略的机会，特别是埃及穆兄会公开将正发党视为样板。穆巴拉克下台后，土耳其迅速向埃及提供政治、财政和技术援助。”2012年，埃及的穆尔西和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德·米沙勒都赴土耳其参加了正发党的代表大会。鉴于卡塔尔对穆兄会和哈马斯持有与土耳其相似的立场，土耳其与卡塔尔的关系也日益紧密，双方在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问题上保持着密切协调。

阿联酋和沙特对穆兄会持反对立场，担心穆兄会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会威胁到两国的政治安全。在阿联酋和沙特的支持下，2013年埃及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塞西政府上台，阿联酋、沙特和埃及成为中东地区反穆兄会阵营的核心。埃及塞西政府对穆兄会进行严厉镇压，与土耳其和卡塔尔的关系趋于紧张。2013年11月，埃及驱逐土耳其驻埃及大使，并召回驻土耳其大使。12月25日，埃及宣布将穆兄会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2014年3月7日和11月15日，沙特和阿联酋也分别将穆兄会列入本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2014年，土耳其与卡塔尔签订军事合作协定，决定在卡塔尔建设军事基地。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这是阿联酋—土耳其关系的转折点。一些接近埃尔多安的媒体指责阿联酋支持了这一政变，特别是阿联酋支持的天空新闻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公开宣布支持政变。”2017年6月，在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后，土耳其则紧急向卡塔尔派驻军队以示对卡塔尔的支持。

鉴于穆兄会是一个全球网络，在多个国家都有分支或穆兄会性质的组织和政党，埃及、沙特和阿联酋在处理穆兄会问题时也不得不采取灵活的个案处理立场。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就是穆兄会性质的组织，与全球穆兄会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2014年7月8日，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发动“护刃行动”，埃及认为，这有利于削弱哈马斯的军事能力，符合埃及的国家利益。2015年1月31日，埃及开罗紧急事务法院裁决哈马斯下属武装组织卡桑旅为恐怖主义组织；2月28日，该法院裁决哈马斯为恐怖主义组织；6月6日，该法院再次做出裁决，以证据不足为由废止此前关于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的裁决。2017年5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沙特的讲话中，将哈马斯和“基地”组织并列，视之为恐怖主义组织。沙特的立场也相应发生变化。2017年6月6日，在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在巴黎表示，卡塔尔必须停止支持哈马斯和穆兄会等极端主义组织。2018年2月24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的讲话中，他再次将哈马斯称为极端主义组织。但是在也门，沙特目前则与具有穆兄会背景的也门改革党密切合作以反对胡塞武装。

(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竞争

2017年6月，沙特、阿联酋、埃及和巴林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这既是出于沙特等国对卡塔尔支持穆兄会的不满，也是对卡塔尔在中东变局期间试图利用半岛电视台的影响力和金融实力扩大地区影响的不满。此外，虽然近年来阿联酋与沙特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但阿联酋在红海南部、波斯湾南部和印度洋西北部影响力的扩张令沙特担忧和警觉。阿联酋在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设立军事基地，在吉布提、索马里等地建设和运营港口，2010年阿曼发现针对阿曼的阿联酋间谍网络。在也门，虽然阿联酋参与了沙特领导的联军，但阿联酋更多关注如何在也门南部扩大阿联酋的影响力，而非在也门北部与胡塞武装作战以稳定沙特边界地区。2015年底，依托也门“南方抵抗运动”和“南方过渡委员会”，阿联酋招募也门南方的部落武装，组成“安全地带武装”，成为亲阿联酋的民兵组织。阿联酋有意效仿历史上的阿曼，成为影响力横跨东非与阿拉伯半岛、从红海南部延伸到波斯湾南部的地区大国，而这一战略意图是沙特无法接受的。

日趋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使得中东的地区合作机制缺失问题更为严重。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是阿拉伯世界中两个主要的地区合作机制。但是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伊拉克乱局、利比亚乱局、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内战等地区问题上，阿盟的作用有限。尤其是在处理叙利亚危机问题上，2017年启动的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主要参与国是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阿拉伯国家总体被排除在外。2017年6月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使得海合会的机制严重弱化，形成以沙特、阿联酋、巴林为一方，卡塔尔为另一方而科威特、阿曼居间的格局。阿拉伯世界内部尚不能形成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能够将所有中东国家囊括在内的地区合作机制更是从未形成。

总体而言，在官方层面，美、欧、俄目前都无意或无力推动中东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美国意图维持在中东的支配性主导地位，欧洲希望利用中东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则欲借中东重塑大国地位，三方在中东的总体目标是竞争性的。这种竞争在某个局部领域有可能发展为对抗和冲突，在另一些局部领域也有可能形成妥协与合作。这一局面在总体上无法有效缓解中东地区日趋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与大国博弈之间的互动，使得前者常常沦为后者的手段和工具。

国际社会也有推动中东地区合作机制的声音和倡议。2016年9月，美国中东研究所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会议，首次提出关于中东地区合作架构的构想。根据欧安组织和东盟的经验，这次会议提出，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安排来结束该地区国家间的冲突状态。这种合作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套共享的原则，确认合作应核心关注的一篮子问题并达成一致，在地区国家之间应存在的谈判架构”。2018年2月27日，该研究所发布《巴格达宣言：中东睦邻原则》，作为建立中东地区合作机制的第一步，即就基本原则达成一致。这些原则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包容性的协商和分歧解决机制、善治、击败恐怖主义、加强国家安全机构、尊重多样性、难民回归、合作安全、地区经济一体化、文化与教育互动、地区信任构建方法与早期倡议以及通向包容性地区架构共12项。但这一倡议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乃至此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从根本上讲，美国一直努力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支配性主导地位，而中东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客观上会削弱地区外大国的主导力。

四、中东地区战略格局

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阿拉伯世界处于持续弱化和分化状态。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强国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由于经济、政治、安全和外部干涉等原因，综合国力和外交影响力大幅萎缩，无力继续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试图在阿拉伯世界乃至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是由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科技、军事以及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局限，无法为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和安全提供解决方案，也无力真正主导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事务。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上升，恰恰是阿拉伯世界弱化的一个表现。

阿拉伯世界的弱化也加剧其分化。诚然，阿拉伯世界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在20世纪50—60年代，埃及和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亲苏阵营和亲美阵营的核心国家，长期处于激烈竞争之中。20世纪70年代开始，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和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虽分属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两个分支，但双方矛盾尖锐。20世纪90年代，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海湾战争爆发，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拉克长期对抗。但总体而言，在中东变局爆发之前，由于阿拉伯世界诸强并立，阿拉伯世界的分化主要表现为阿拉伯世界内部强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当前，随着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弱化，阿拉伯世界日益成为地区其他国家争夺的对象。伊朗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阿拉伯国家有强大的影响力；土耳其与卡塔尔关系密切，试图支持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穆兄会力量；以色列除了与埃及和约旦保持外交关系之外，也一直在发展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关系。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弱化对其展开争夺从而导致阿拉伯世界的进一步分化，是现阶段阿拉伯世界分化的新特点，这有别于此前阿拉伯世界诸强并立而导致的分化。

与阿拉伯世界的弱化和分化相对，中东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则处于强势状态。这三个国家成功保持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其地区影响力和全球影响力也在扩大。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出现了“伊朗崛起”的态势。随着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冲突、2011年叙利亚内战和2015年也门战争的爆发，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后，国力得到较大提升。从2000年到2014年，土耳其人均收入增长三倍，达到9000美元；2016年，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560亿美元，稳居中东首位，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以色列是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以色列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48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3.6万美元。但以色列发展的空间受到高起点和狭小规模的限制，其经济和安全能力已经相对饱和，大幅增长的空间有限。

大国博弈和地缘战略竞争共同塑造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基本力量对比情况为：阿拉伯世界处于持续弱化和分化状态，埃及的影响力严重萎缩，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试图发挥主导作用，但能力相对有限；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处于强势状态，其中以色列的经济和安全能力已经相对饱和。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弱化和分化态势，与美国冷战以来的中东政策有密切关系。

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行为体，既包括传统的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地区大国，也有影响力正在扩大的阿联酋和卡塔尔。

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主要阵营：以伊朗为核心，包括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及也门胡塞武装等在内的什叶派阵营；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亲穆兄会阵营；以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反穆兄会阵营。地区大国埃及参与反穆兄会阵营，但是无意介入反伊朗的行动；沙特和阿联酋之间存在着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和地区影响力的竞争；虽然沙特、阿联酋在反伊朗、反穆兄会方面与以色列有共同的利益，但是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沙特、阿联酋在与以色列合作方面也有所顾虑。

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和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亲穆兄会阵营处于强势状态，而以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反穆兄会阵营则处于相对弱势状态。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支持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传统盟友，既反对伊朗，也压制穆兄会。这一政策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和对抗。俄罗斯依托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拉拢以土耳其为核心的亲穆兄会阵营，在局部地区取得了相对优势，但总体上无力与美国在中东全面对抗。欧洲总体上追随或屈从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中东的三大阵营中不愿明确选边站，既无独立自主的中东政策，也缺乏有效的地区盟友作为支撑，其在中东影响力有限。

在中东地区存在四组主要的地缘战略竞争。中东地区缺乏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严重制约了地区国家危机管控和协调的能力，包括美国、俄罗斯、欧洲在内的大国无意在中东推动有效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大国博弈和地区合作机制缺失，推动地缘战略竞争更趋激烈。

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集中于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和利比亚等焦点国家。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地缘战略竞争以爆发内战和武装冲突的形式演化成激烈对抗，在黎巴嫩也已多次出现政治和安全危机。焦点国家既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平台，也是决定地缘战略竞争胜负和地区国家阵营强弱的关键因素。焦点国家局势的发展是中东战略格局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东的地缘战略竞争在焦点国家诱发内战和武装冲突，内战和武装冲突的爆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推动地区形势的进一步动荡，而这种不安全和动荡的局面进一步激化地区地缘战略竞争。地缘战略竞争与内战和武装冲突互为因果，形成一个不断恶化的循环。以也门武装冲突为例。沙特一直指责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2015年3月26日，沙特率领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但是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只是帮助哈迪政府部分恢复了对南方的控制权，并没有达到赶走胡塞武装的目的。久拖不决的也门战事，成为沙特不断流血的伤口，严重消耗了沙特的国力。当前沙特整体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心从波斯湾向红海转移，在红海沿岸从北到南布局了尼亚姆新城、红海开发和吉赞工业园等特大型项目。沙特的意图是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远离靠近伊朗的波斯湾地区，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南端的控制，成为钳制沙特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的重大制约因素。经过2016年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科威特的谈判以及2018年初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秘密接触之后，沙特决意以武力解决也门问题，于2018年6月13日发动旨在控制荷台达港的军事行动。虽然此次军事行动失利，但沙特目前仍坚持不谈判的立场。也门武装冲突不只是沙特和伊朗之间地缘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也是沙特和阿联酋之间地缘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阿联酋通过支持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已经将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边缘化。

内战和武装冲突会引发经济倒退、安全黑洞、认同削弱和危机外溢，成为中东地区安全的首要威胁。首先，内战和武装冲突引发严重的经济倒退。持续7年的内战给叙利亚经济带来毁灭性的伤害。截至2014年，叙利亚内战及其溢出效应带来的损失达到350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截至2015年，在阿勒颇、德拉、哈马、霍姆斯、伊德利卜和拉塔基亚6个叙利亚城市基础设施遭到的破坏，总值达到59亿—73亿美元。叙利亚的失业率攀升到60%，总失业人口达到350万，其中300万人因内战而失去工作。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760万，而贫困率也从2007年的12.4%飙升到2014年的83%。(28)根据叙利亚前总理阿卜杜拉·达尔达里的估计，到2016年，持续内战给叙利亚造成的损失已经高达3500亿美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人均收入分别下降了14%和16%。利比亚的支柱产业是石油部门，其石油产能为每日180万桶。内战爆发后，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二。也门主要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获得外汇，内战爆发后，其油气部门基本完全停产。

其次，内战和武装冲突带来的混乱制造了安全黑洞。“内战创造了不受管制的空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集团可以在其中组织、运转和扩张。并非偶然的是，在这个星球上许多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集团是在内战中诞生或孵化出来的。”“基地”组织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内战中得以建立并扩展势力。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内战中，“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张为更具威胁的“达伊什”组织，而“基地”组织的分支“努斯拉阵线”也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达伊什”组织在利比亚，也都是趁乱扩展势力。

第三，内战和武装冲突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受到削弱。在叙利亚，随着内战的爆发，在西北和东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区域，由库尔德人的“人民保护部队”控制。201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为核心组成了叙利亚民主军，并在2017年收复拉卡之后掌握了对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控制权。在也门，随着2015年3月武装冲突的爆发，也门南方分离运动日益发展。2017年5月11日，在前亚丁省省长祖贝迪的领导下成立了南方过渡委员会。2018年，南方过渡委员会控制了亚丁及也门南方多个省份。

第四，内战和武装冲突具有严重的外溢效应，引发邻国的不稳定。叙利亚内战的外溢效应导致邻国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12-2014年每年比预期减少2.9%，失业率增加一倍，17万黎巴嫩人陷入贫困。受到叙利亚内战的影响，土耳其、埃及和约旦的人均收入比预期低1.5%。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估计，到2016年6月，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总共接纳了约480万叙利亚难民，给这些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在经济社会危机外溢的同时，安全威胁也在外溢。叙利亚内战引发黎巴嫩国内形势紧张，并导致土耳其多次爆发恐怖袭击。土耳其、约旦、黎巴嫩、科威特、埃及和突尼斯等作为当前内战国家的邻国以及伊朗和沙特等相关方，都或多或少地在安全上受到影响和冲击。

内战和武装冲突的爆发，使得焦点国家中央政府能力下降，乃至解体，“其对武力和领土的控制受到削弱”，这就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大幅上升提供了空间。伦敦经济学院的安东尼·文奇将有系统军事行动能力的组织定义为“自治武装集团”。文奇认为，虽然暴徒和罪犯也使用武力，但并非系统性的使用，所以将其排除在这一概念之外。他所界定的自治武装集团包括起义者、军阀组织、恐怖分子和民兵。穆拉特·耶希勒塔什和彤凯·卡尔达什在《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一书中借用文奇的表述来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

在中东地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大致包括四种主要类型：民兵组织，如真主党、哈马斯武装、伊拉克的人民动员武装、也门的胡塞武装等；反政府武装，主要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代表；军阀武装，以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武装为代表；恐怖主义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努斯拉阵线”、“达伊什”组织等。需要指出的是，在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类型界定中存在模糊和分歧的情况。由于出发点不同，对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类型界定会存在差别。真主党和哈马斯武装，在美国看来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也有很多国家不同意这种看法。叙利亚的沙姆自由人和伊斯兰军武装，在叙利亚和伊朗看来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也有很多国家把它界定为反政府武装。

中东地区的诸多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是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状况与地区地缘战略竞争和大国博弈互动的产物，也常常成为地区地缘战略竞争和大国在中东地区博弈的工具。内战和武装冲突最容易催生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而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形成和扩大又往往会加剧内战和武装冲突。但在中东地区，有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2014年6月10日，“达伊什”组织占领摩苏尔。13日，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发布教令，要求伊拉克人拿起武器反对“达伊什”组织。随后，西斯塔尼方面对这一教令的内容做出解释：首先，号召那些有能力战斗的人成为志愿者，但一定要在国家安全机构的监督下，并依法行事；其次，并非所有人都有义务成为志愿者，只要能够满足安全部队的缺口即可，各级学校的学生不应参与志愿者行动，而是应该专注于学习；第三，一定要采取合法的行动，要避免发生混乱和违法行为。6月15日，人民动员武装宣布成立。人民动员武装人数在15万左右，主要由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组成，包括艾布·马赫迪·穆罕迪斯领导的真主党军团、哈迪·阿米里领导的巴德尔组织、盖斯·哈扎里领导的真理派游击队以及和平支队等。人民动员武装与伊拉克军队和安全部队并肩作战，在打击“达伊什”组织、收复摩苏尔等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大部分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不具备合法性，但在中东地区，一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在参与中央政府政治安排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使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拉克的人民动员武装最具代表性。1985年成立的黎巴嫩真主党有自己的民兵武装。1992年真主党首次参加黎巴嫩议会选举并赢得8个议席，并在此后的历次议会选举中赢得议会席位。2005年，真主党联合其他黎巴嫩什叶派力量组成政党联盟“3月8日运动”。2017年，真主党的政治盟友米歇尔·奥恩当选黎巴嫩总统。黎巴嫩真主党保有民兵武装，是非政府武装行为体，但同时又是黎巴嫩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成立之初，伊拉克政府就考虑将其纳入体制之内。2014年夏，伊拉克内阁设立“人民动员武装局”，而其预算则由总理办公室直接负责。2018年3月8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下令将人民动员武装整体纳入伊拉克正规安全部队系统，统一发放工资，但人民动员武装事实上保持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民兵组织。

在中东地区，以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为代表的一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参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安排，从而使自己保留的武装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这样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可以单独划为一类，因其部分合法性可被称为次国家武装行为体。此类次国家武装行为体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中正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已经成为改变中东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真主党还是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都是什叶派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伊朗也有意将胡塞武装打造成类似的次国家武装行为体。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地区地缘战略竞争的焦点国家，依托次国家武装行为体，伊朗正在逐步取得优势。阿联酋已经充分意识到真主党等次国家武装行为体在中东战略格局和地缘战略竞争中的重要性，其在也门南部推动组建安全地带武装，就是要尝试打造“阿联酋版真主党”。如果阿联酋的这一尝试能够取得成功并被其他国家效仿，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将更趋激烈。

中东战略格局是大国博弈和地区地缘战略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爆发的中东变局是塑造当前中东战略格局的重大事件。

当前中东战略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首先，中东地区主要阵营的划分不再完全取决于与世界大国的关系，而是更多反映了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不论是冷战时代中东划分为亲美和亲苏阵营，还是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的亲美和反美阵营，中东地区主要阵营的划分基本上取决于中东国家对世界大国的立场。而当前的中东三大主要阵营，其划分的基础不再是其与世界大国的关系，而是基于伊朗、土耳其、沙特、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影响力和战略诉求。在世界大国与中东地区主要国家行为体的同盟或伙伴关系中，后者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动性在增加，主导力在提升，世界大国需要更多的通过地区盟友或伙伴来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三大主要阵营是围绕核心国家的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联盟，其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不是单向依附与被依附的代理人关系。以叙利亚为例，离开了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的地面部队，俄罗斯仅凭借其空中力量是无法在叙利亚战场取得优势的。美国对叙利亚的两次导弹打击，没有地区盟友的地面部队做依托，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叙利亚局势发展的进程。其次，在中东地区的三大主要阵营中，在基本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什叶派阵营和亲穆兄会阵营处于强势地位。这就意味着，世界大国要在中东地区以更小的投入实现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处理好与什叶派阵营和亲穆兄会阵营的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俄罗斯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才得以在中东地区恢复和扩大影响力。奥巴马政府更是试图同时加强对三大阵营的掌控力。特朗普政府对这一现实也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其对伊朗的政策，并非一味极限施压，也开出了优厚价码。2018年7月31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愿意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不预设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举行会面。如伊朗在美国强制手段下做出让步，特朗普有意与伊朗讨论取消制裁、双边关系正常化和经济合作等问题。再次，阿联酋、卡塔尔跻身地区主要国家行为体的行列，颠覆了传统上主要关注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思维定式。在当前中东战略格局之下，并非地区大国才能成为地区主要国家行为体。阿联酋和卡塔尔意欲依托比较强大的能源和金融实力参与地缘战略竞争，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跻身地区主要行为体的行列。阿联酋和卡塔尔地区政策的雄心，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东北非地区显露无遗。最后，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竞争聚焦于焦点国家，而在焦点国家取得优势的关键在于次国家武装行为体。在这一方面，伊朗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更为有效的手段。美国在叙利亚，通过叙利亚民主军来维持自身的利益和影响力，以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为核心的叙利亚民主军，可以视为形成中的次国家武装行为体。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由斗士武装也具有这样的性质，是美国在伊拉克主要支持的力量。俄罗斯在叙利亚与真主党合作，在利比亚与哈夫塔尔武装发展关系，也是看到了次国家武装行为体在这些焦点国家中的关键作用。

中东战略格局的这些新特点，要求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相应做出政策调整加以应对。对于世界大国而言，在其既有的中东政策之外，在中东当前新的战略格局背景之下，如何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巩固并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如何发展与阿联酋、卡塔尔等新兴地区主要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如何建立与焦点国家中次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关系，已经成为大国博弈中影响力消长的重要因素。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反伊朗、反穆兄会阵营，遏制伊朗、边缘化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库尔德武装，虽然保持了与阿联酋和卡塔尔的盟友关系，但仍未能有效化解2017年卡塔尔危机引发的地区盟友体系松散化。俄罗斯与什叶派阵营紧密合作，拉拢土耳其，但并未针对反伊朗、反穆兄会阵营采取敌对立场，而是同时发展与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埃及的关系，借卡塔尔危机之机强化了与卡塔尔的关系，通过伊朗与真主党等次国家武装行为体紧密合作。在应对中东战略格局新特点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政策更为灵活有效，这是俄罗斯得以恢复和扩大在中东影响力的主要原因。

对于地区国家而言，首先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安全和军事能力建设，制订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有效的经济发展规划，提升自身的韧性和稳定性，避免因外部干预、危机溢出或内部动荡而爆发内战或武装冲突。其次，在大国博弈中，地区国家需要找到利益平衡点，而非完全依附于单一大国。再次，地区国家需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形成更为强大而有效的地区联盟，巩固自身阵营。伊朗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策，土耳其针对卡塔尔的政策，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最后，在焦点国家中，地区国家必须寻找和支持强有力的次国家武装行为体。这些方面的能力，将决定地区国家在应对大国博弈和地区地缘战略竞争中的力量对比变化。

本文系作者根据本人2018年4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地区秩序与大国关系”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中东地缘战略格局与发展趋势”的主要思路和观点充实、扩展而成。感谢会议主办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的盛情邀请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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