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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空做别人的缪斯，我忙于反抗我的家庭并学习成为一名艺术家。”

说出此话的，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列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最近她的名字频繁被提起，是因为她的绘本 《梦想之乳》 （the milk of dreams）成为了上月末开展的第五十九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

而这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中的“别人”，正是超现实主义大师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

今天，与其细致关注在遥远水城的双年展中褒贬不一的一众艺术作品，不如再回顾下列奥诺拉·卡林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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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跑女士们，有个男人在玫瑰园里》

leonora carrington

在可追溯的记录中，卡林顿和恩斯特初次相识在1937年。那时，恩斯特已在圈子中享有不寡名气，而令他们一见钟情的那场晚宴，恩斯特也正是被邀请的主要嘉宾，响当当的主角。

其实，所谓“一见钟情”不太准确，两人见面前不久，卡林顿在伦敦参观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international surrealist exhibition）中，恰好看到了恩斯特的《夜莺威胁着两个孩子》(two children are threatened by a nightingale)。画中，两个孩子被天上一只小小夜莺吓得慌张，画面构建得很是夸张。可了解一点恩斯特的人就会知道，他最擅长用隐晦的方式描摹出现实的荒谬与残忍（事实上，各种形似鸟类的怪兽算是恩斯特的常用元素，艺术家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另一个自我，称其为“lop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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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hildren are threatened by a nightingale》

max ernst

也是这副作品一下击中了卡林顿。她将画后的作者当作了未曾谋面的知音，使得他们在不久后为彼此坠入爱河的剧情，显得格外顺理成章。

对了，“知音”一词也非我的虚指。就像恩斯特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现实中被众人一贯拥趸的道德观念产生了不可消融的怀疑，开始尝试以毫无真实感的方式将众多元素剪贴、并列在一起，以此表达出刹那间的下意识一般，卡林顿同样是一个渴望从现实中找到抽象般出口的人。

1917年在英国出生时，卡林顿的父亲已是纺织业无人不知的大亨，一家人住在富丽森严的“克鲁基大厅（crookhey hall）”庄园中。不过，家境的富足，却让她与生持有着传承家族地位的使命，特别在那个男女之平等尚且无从谈起的时代里。她说过，自己很像是母亲与一台机器合力出产之物，而家人对自己的唯一期望，便是希望在被悉心教育后，她可以嫁入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让家庭地位再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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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max ernst》

leonora carrington

他们对彼此的特立独行的描绘

只是，与大多可以在群体主义的惯性思维中妥协人生的女性不同，卡林顿天生具有一颗反叛之心。而物质层面的毫无欠缺，家人被看穿的虚妄期待，更使得这颗心变得愈加顽固与强大。

一如曾两次被修道院学校开除，叛逆的卡林顿，在家人安排的任何事情面前从不施以配合。反过来，克鲁基大厅庄园中的许多动物，还有自小从家人和保姆处听过的凯尔特（celtic）那些带有幻想主义的民间传说，就成了她逃避现实的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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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影子》

leonora carrington

在完全不知超现实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她就会开始幻想会有天外之物进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带来无关现实的安抚、温柔与拯救。并在几年后将这些想象放进了文字——除了绘画，卡林顿也写过不少小说。如在她的《初次登场的少女》中有段节选：

在我需要去社交舞会的年龄，我常常到动物园去。也许就是为了与人群保持距离，我发现自己总在动物园中。在那里，我最熟悉的朋友是一只小鬣狗。它很聪明，也会和我互相教习对方的语言，我们在一起总是出奇得愉快。

1934年5月1日，那天很早时，我去到它那里。

“真够麻烦的”，我说。“今晚得去参加一场舞会了。”

“你是幸运的 ”，它说。“我还想去呢。可却不知道怎么跳舞，不管怎样，至少和他人闲聊也不错。”

“还会有不少东西可以白吃白喝”，我跟它说。“我就看到一卡车的食物送到了我家。”

“就这你还抱怨”，小鬣狗不爽地表示：“和我比比，每天只吃一次，还都是一堆你无法想象的垃圾食物”。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由得笑了起来。“那么，你干脆就代替我去！”

“呃.....我们还没有那么像，否则我十分愿意。”它说。竟然还真有点伤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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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portrait（inn of the dawn）》

leonora carrington

值得一提的是，《初次登场的少女》就写在卡林顿与恩斯特相识的那一年。显而易见，饶是成长轨迹大相径庭，但在期冀从残忍现实中找寻舒适出口这方面，两人确实是天然的知己。知己珍贵，那场晚宴后，两人带着无解的默契靠近着对方的身心。即使这场电光火石的邂逅背后，不出意料地带有道德范畴上的硬伤——恩斯特的妻子，变成了此次心意相辉的牺牲品。

此时我们姑且不去计较它的道德是非，只知两人的爱情故事确是在小范围的时光中毫无阻碍地进行了下去。次年（1938年），恩斯特决定离开妻子，从家里搞到了一笔款项，和卡林顿一齐搬到了法国南部小城圣马丹·达尔代什（saint-martin-d'ardèche）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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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ora carrington与 max ernst在一起

在避世感十足的新家中，两人终日相伴，眼睛里不离对方。他们会为互相为对方画肖像，日夜商讨着如何创作超越以往的下一幅作品（坦白说，我总能从他们联想到巴尔蒂斯和结子）。恩斯特还经常在他们的田园府邸中招待同样痴迷于超现实主义创作的朋友们。耳濡目染中，卡林顿的绘画天赋得以升华（据说很小时她就可以双手同时作画），很快就可以熟练将颇具寓言性的动物形象、带有未来感的机械装置和难以直白解释的图案和谐并于一幅画面之中。和大多男性同类画家不同，她对于将人的潜在精神物化于画面不存在兴趣，更多是以个人主观喜欢的动物和从小听闻的故事形象，如白马、巨人、鬣狗……作为招牌的视觉语言。

如果说，每段感情里都可以找出一段稀罕而珍贵的甜蜜时段的话，那么两人在圣马丹·达尔代什的那段时间，就如珍珠般闪现在他们充满叛逆力的生命里。不问世事，只期彼此，又能不断在创作中得到淬炼自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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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al》

leonora carrington

只是，伊甸园的爱情并不能阻断现实的无常，两年后，纳粹占据法国，纷纷乱世中已不能容纳一张安静的画板。因带着敌国公民的身份，恩斯特很快被监禁，并在关键时刻选择抛弃了卡林顿，依靠此后将天下闻名的佩吉·古根海姆的帮助去了美国（之后两人结婚，是另一段长长的故事了）。

于是，遭到多重打击的卡林顿的精神世界在不可挽回的深谷中就此沉匿。之后，她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了一段不堪时月，监禁、兴奋剂、电疗均不在话下，她浑身肮脏，犯了癫痫，留下了无数痛苦黑暗的回忆。内心世界完全被迷惘的现实与悲伤的梦境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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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tea》

leonora carrington

必须要停止战争，解放世界。它就像我一样被“困住”了。

——《down below》，leonora carrington

而与爱情的悲苦相较，家人又成为了加深她崩溃的角色——家人们不仅不信她的无辜，还要将其强制转移到南非另一间精神病院之中。一个去了就再也出不来的地方。

好在物极必反的道理向来通神。卡林顿在去往南非的路途中竟成功逃脱，并在昔日巴黎认识的朋友雷纳托·勒杜客（renato leduc）的协助下，从里斯本辗转过纽约后，最终抵达了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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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丹诺·布鲁诺的火刑》

leonora carrington

到达墨西哥是1942年，经历过如此跌宕命运的卡林顿，那一年刚刚25岁。带着上帝视角，若要评析一位最终活到鲐背之年的传奇艺术家，我们的文章也该只写到了初始章节。

然而，和此前的人生戏剧相比，卡林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经历了算是顺遂的人生。在墨西哥，她结识了冈瑟·格尔佐(gunther gerzso)、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等多位艺术家好友。与令人失望的爱人与面目狰狞的家人脱离后，她不再不必忧虑于世间沼泽，持续着那些曾经支撑过自己的超现实主义创作，那里面留有自己过往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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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l of lord candlestick》

leonora carrington

在墨西哥，卡林顿的家成为了与她一般流亡到当地的来自不同种族的画家与作家的据点，结识好友，帮助同仁。随着影响力在圈内不断增大，其画作表达的意境也达到了更高层次。至少，从她自四十年代始，为我们留下的众多诡妙神异的画面中，就可以清楚察知这一点。

超现实主义的浪潮并未平息。1947年，纽约知名的马蒂斯画廊（pierre matisse gallery）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超现实主义展览，卡林顿也成了唯一参展的英国女性画家。也是这场展览，让卡林顿在当代艺术圈中得到了很大的认可与话语权。在多场举世瞩目的艺术运动之中，她都以举足轻重的角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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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 symphony》

leonora carrington

世纪后的作品

事业的成功，令其开始更大胆表达出自己对世间的忧虑。她会嘲弄彼时西方政府对民众的催眠，还会以女艺术家的身份飙到对男权社会的质疑与不满。到了上世纪70年代，她成为了墨西哥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员。

不过，即使如此带有话题性的“运动”，卡林顿也进行得相当写意与自然——她表达过，人类不该以自我为主角却描摹世界。男女平等的根本，是万物平等。男与女与一切哪怕动物草木，可以平等。所有臣服的力量来自“信服”，而非主动为之的任何社会运动。换言之，现实不仅是需要被改动的，也可以被我们在一瞬间，完整地重新塑造出来。

这应该也是让她从众多渴望突破的女性表达者中凸显的原因。这背后也有超现实主义的绝对意义。或者说，超现实主义成为了让她深度理解世界的一种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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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ora carrington晚年在创作

纵观卡林顿一生的基本脉络，大概是从对现实的不解与凛冽的痛苦中，找到了可以暂行逃避的出口，在此过程中萌生出被异化的自我，在将异化转正的过程中，她找到了将自信根植其中的理由。

经常的，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迷局，冲破它的答案，往往来自于最初从角落中偷偷长成的、无以匹敌的内心意识之中。

逃避不仅不可耻，逃避有时也能不带质疑地通向伟大的图景。历史是可以被扭转的。

虽然威尼斯双年展离此刻的我们委实渺远（比任何时候），可想到他们也崇尚的卡林顿的一些事情，我的心里仍是被补足了一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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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ookhey hall》

leonora carrington

克鲁基大厅，那个长大的地方

撰文 narcis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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