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电影《脐带》上映，辗转全国各地路演时，导演乔思雪碰到一位71岁的老先生，过去三年他一直在家照顾91岁的老母亲。老先生说，因为害怕老母亲感染新冠骤然离开，有半年时间，他都没有让母亲下过楼。看完影片，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尊严。“以前我只是觉得人活着就够了，从来没有想过她心理和精神上的诉求。现在我会想，只是活着就够了吗，母亲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诉求是不是也应该满足她？”老先生说。这让乔思雪深受触动，如果一部影片能给一些人这样的生命启示，是不是应该跟更多人见面？

乔思雪1990年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的一个小镇，她是达斡尔族，在草原生活了18年，尔后离开家乡前往巴黎求学，像鸟儿一样越飞越远。《脐带》是她在巴黎留学期间构思的剧本，也是她的长片处女作。

《脐带》的故事很简单，讲述了“北漂”的音乐人、蒙古族青年阿鲁斯，因为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病回到故乡内蒙古。他不满哥哥将母亲关在家中的照顾方式，决心带母亲返回呼伦贝尔草原，去寻找她记忆中的家。为了防止母亲走失，阿鲁斯用一根绳子系在两人腰间，似脐带一般的连接，牵引着两人向草原深处漫游。在漫天的星光中，母亲带着谢意与儿子告别，她终于回到自己心中的故乡，阿鲁斯也在水草丰茂的家乡获得了平静和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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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脐带》中，为了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母亲在旅途中走失，儿子阿鲁斯在两人之间系了一根绳子。（剧组供图/图）

死亡原本是沉重的话题，在这部影片里，它变得轻盈诗意。乔思雪认为，这与她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她从小就是看着家里人宰杀羊长大的，家里毫不避讳在一个小孩面前谈论死亡。“我看着爷爷在那对一头羊开膛破肚，把手伸进去掏羊的心。但是他们又特别尊重生命，我从小记得他们吃肉的时候永远会把羊骨头剔得非常干净，不留一丝肉在里面——就是既需要羊，在真的食用的时候，又很尊重羊带给他们的食物。”乔思雪说，在这个过程中，她完成了最初的生命教育。

爷爷生病久矣，在乔思雪的记忆里，父亲他们很早就在做心理上的准备和练习，也不避讳谈“可能爷爷不行了，也许不能陪我们过年了”，言语之间是平静的，是一种能接受生命在人世间有死亡、有新生的状态。后来爷爷去世，当他从icu被推出来的时候，乔思雪看到他像是睡着了。这个场景应该是非常沉重和悲痛的，但是有那么多家人聚在一起，给她带来一种温暖、很有安全感的氛围。

“在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可能不停地要面对离别、面对告别。游牧民族一辈子生活在大自然里，相信万物轮回，所以面对死亡会有一种很独特的视角，这里面有一种启示性，就是你怎么平静和有力量地告别。”乔思雪说。

“他们慢慢变成了小孩”

摄影师曹郁和妻子姚晨是在2019年见到乔思雪的剧本的。那时剧本还叫《漫游在蓝色草原》，改到第六稿，仍显得青涩，但曹郁和姚晨还是被故事打动了。“它是温柔的、诗意的，讨论的主题又是严肃的。”曹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觉得特别缺少一部这样的电影，用一种不是那么沉重的、说教的方式来表达亲情、关系。比如，怎么面对母亲的老去以及死亡？能不能真正放手让她在最后这段路上有一个符合她心愿的短暂旅程？

两人决定亲自担任《脐带》的监制，曹郁还上阵担任摄影指导，沉浸式投入影片的内容创作、场景、音乐、演员等方方面面的选择，并调动自己的资源，邀来剪辑指导张一凡、声音指导富康、美术指导赵紫冉、造型指导李宙等业内顶尖人士组成主创团队，这也让乔思雪觉得惊讶：“他们为之付出的时间、精力和热情，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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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脐带》中的大部分演员没有表演经验，包括饰演男主角阿鲁斯的伊德尔，他是一名民族电子乐唱作者。（剧组供图/图）

“脐带”的意象是一开始就有的，灵感来自乔思雪看过的一场行为艺术展。那场展览是用一根绳子把两个陌生的艺术家系在一起一年的时间。写剧本的时候，乔思雪突然想到这个展览，她觉得那根绳子放在一对母子身上，会产生比一根绳子更有趣的意味，绳子不再是简单的绳子，而是变成了脐带，有人和人之间的反哺，又会有一种束缚的力量在里面。

曹郁听到“脐带”的意象，眼前一亮，他觉得片名如果直接用“脐带”，既有精神感，又跟这个故事想要传递的东西很契合，最后大家决定，将散文式的片名《漫游在蓝色草原》改成了《脐带》。

到了2021年4月，影片正式开拍前，剧本已经修改到第19稿。最初的剧本有120场戏，想表达的内容过多，有关于亲情的，也有关于民族、关于现代化、关于城市和文明的探讨。剧本打磨阶段还在疫情期间，又逢春节，主创们差不多每天都花4小时在视频会议上聊关于《脐带》的一切。最后大家决定大幅删减，将主题集中到母子亲情这条主线上。

自18岁外出求学，乔思雪发觉跟家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跟母亲的关系。小时候是无条件的依赖，青春期的时候，为了逃脱心理上对母亲的依恋，她会关起门来，很多生活细节不太愿意跟母亲沟通，尤其后来到国外留学，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直在吸收新的东西，母亲似乎被她暂时遗忘了，无暇顾及母亲生活里发生了什么。

后来偶然的机会，乔思雪认识了一位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阿姨，和母亲的年纪相仿，这位阿姨忘记了很多近期发生的事，儿时的记忆却十分清晰，总是来来回回地在路上寻找她过去记忆里出现的东西。这一幕十分触动乔思雪，她开始认真关心起母亲，这才惊觉母亲已经不再年轻，人到更年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扰。写《脐带》的故事就从那一刻开始，她希望借此探索亲密关系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她也希望自己能像片中儿子阿鲁斯那个角色，在母亲的生命里有这样一个陪伴。

在影片里，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母亲，行为举止越来越像小孩，她会为了得到一个漂亮的蒙古袍而雀跃，也会突然跑开，找不到回家的路。为了防止她走失，儿子阿鲁斯在两人中间加上了一根“脐带”。在乔思雪看来，这是她对孩子和父母之间关系变化的具象化，“我们从小被他们养育，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另外一种角色，他们慢慢变成了小孩，我们要承担父母那样的责任”。

影片最后，阿鲁斯把“脐带”剪断，让母亲走。乔思雪认为，这意味着母亲脱开了她的一切社会身份——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牧民，回到她最原始的状态，她只是母亲的孩子。

有人问乔思雪，为什么不把自己代入讲去，讲述母女关系，而是展现母子关系？乔思雪认为这也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在大众普遍的印象中，草原民族的男性是高大、威猛、粗犷的，而在乔思雪的成长中，他们也有很多细腻、温和，甚至脆弱展露在她面前。乔思雪父亲的家里是五个兄弟，他们一直轮流照顾自己的双亲。她从小看着父亲和叔叔们这些看上去粗线条的汉子，照顾起爷爷来却细心周到，对爷爷就像对小孩一样，用那种特别小的手绢给他擦脸，把食物都捣碎了喂他吃。此刻，性别角色已经不再重要。

“时间会不断向前走，就像马兰花不会长青”

曹郁记得，剧本改动最大的是结尾。为了这个结尾，团队前前后后想了十几个版本，都不满意。其中一个版本是，因为喝酒的醉汉，母亲在经历一场意外后离世；另一个版本，则是母亲跟着狼群走向草原深处。前者太写实，后者拍摄有难度，表现又很抽象，难以实现。一直到开拍之前，大家都苦于没有确定结局。

后来是乔思雪意外在朋友的视频里发现了两棵榆树，它们盘根错节地长在一起，一半枯萎，一半还在茂密生长，大家一下找着感觉了。“我们好像在汲取传统文化，甚至是我们家人身上的东西，像那棵新生的树一样，长出新的形态。它也留给观众很多空间，像城市和草原，像我们和家人，也像肉体和精神。”乔思雪说。

夜幕降临，草原上的牧民举着火把，围着篝火跳起了盛大的祭祀舞。在漫天的星光下，母亲和阿鲁斯加入了这场祭祀。曲终，母亲一脸幸福地向儿子告别，她说：“时间会不断向前走，就像草原上的马兰花不会长青”，转头，举着火把，随人群潜入了草原深处。这是成长环境给乔思雪带来的启示，“我们的生命是有来有往的，你要接受人世间的无常，你要接受生命是在自然里面不断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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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脐带》中，男主角阿鲁斯最终剪掉了系在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绳子，完成了与母亲的告别。（剧组供图/图）

离别的这一天，也是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曹郁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天上有很棒的月亮，不是cg做的，湖水的反光和水面的倒影也全都是真实的。大自然的明亮和庄严让在现场的人看了极为震撼，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当那么神圣又温柔、又有些奇幻的景象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死亡只是转换了一种生命的形式，不以肉体的形式存在了。”他说。

回过头来看，曹郁觉得《脐带》和《可可西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部电影。拍《可可西里》，让当时29岁的曹郁“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此后，他掌镜的《南京！南京！》《妖猫传》《八佰》等影片屡获大奖，曹郁成长为业界顶尖的电影摄影师。

二十多年后拍摄《脐带》期间，曹郁的母亲去世了，至亲的离世带给他巨大的悲痛，与《脐带》中的人物境遇相映照。《脐带》的大自然环境不像可可西里那样严酷，在蒙古族音乐的烘托下，显得悠长、忧伤而又广阔。拍完片中母亲最后告别的那场戏，曹郁很感慨，他觉得对生命和死亡有了新的理解。“生命其实可以很宽广，你不光是死后可以化作风、化作湖水，你活着的时候，生命也是很宽广的。如果《可可西里》是一个爸爸很严厉、很有力量地告诉你往前冲，到了《脐带》，可能是妈妈告诉你更复杂的、更接近于生命本真的那个暗示。”他说。

“回家”

《脐带》中，儿子阿鲁斯是一位“北漂”音乐人，姚晨原本饰演阿鲁斯的经纪人，在片中有几场戏。在剧本里，阿鲁斯的音乐事业发展不顺利，屡屡被音乐公司老板拒绝，跟经纪人之间也多次起争执。后来这条“北漂”的线被整个拿掉了，姚晨也因此从片中“消失”。

逃离“北上广”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在一般的叙事里，年轻人“逃离”的原因大体是大城市发展不如意了，于是回到家乡。可是回家就能解决精神困境了吗？那些焦虑、孤独、缺乏归属感就能消失了吗？曹郁觉得并不能这样简单概括，这也是一部电影所无法给出答案的。“我们有时候不是因为背井离乡，比如说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城市发展才会不如意。像我在北京长大，我也没有觉得就万事都如意了，更不用说有很多人他就在自己的家乡，但依然被各种精神困境缠绕。”他说。这也是他和姚晨决定删除“北漂”这几场戏的原因，因为马上就会营造出阿鲁斯是一个不成功的音乐人的印象，他是因为“北漂”不如意才回到家乡，这样太有局限性了。

后来片中的设定是，阿鲁斯虽然不是大明星，但演出时台下也有不少观众，能靠音乐养活自己。他回家的目的更纯粹，没有迷失，没有失意，只是为了与母亲重新建立情感上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认识了家乡和自己。

阿鲁斯最开始到哥哥家，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是短暂回来探望母亲。直到他体会到母亲强烈的情感需求，才临时决定带着母亲回到草原。在乔思雪看来，这正是回家给她带来的启示。“草原上的人和游牧民族很像，就是没有一个特别长远的规划，本质上来说是服从于命运里面的偶然性。我们现代人有时候会很执拗于自己的规划，但实际这个规划会被生命里面突如其来的偶然性打破。你是跟随着这个偶然性给你的启示，还是要逆着这个偶然性完成自己的规划，哪个才能让你活得更快乐？”

对于乔思雪来说，在外漂泊多年，拉开了与故乡的一段距离之后再回家，对人和关系就有了新的认知。比如，记忆里小时候姥姥家楼道里经常出现的醉汉，冬天，他们从草原来城里喝酒，喝醉回不去了，就在楼道里睡一下。那时候乔思雪只觉得这些醉汉惹人厌，长大后回想，他们清醒之后，也有特别善良和细腻的一面——她要去上学，自行车钥匙找不到了，醉汉恰好醒了，要回家，看到她很着急，就先顺道送她一程。“这是我长大了，走出去，再回来，看到他们身上很好的东西，才意识到人不止有一面，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她说。

在好友伊德尔身上，乔思雪也看到变化。伊德尔就是片中阿鲁斯的扮演者，他成长于内蒙古，在北京生活，是一位民族电子乐唱作者。在主演《脐带》前，伊德尔从没有过表演经验。伊德尔做过好几支乐队，通过这几支乐队的专辑，乔思雪看到了他的成长和变化。最开始，伊德尔做民族电子乐的融合尝试，只是好奇一种新的音乐形式，觉得马头琴、长调和电音结合，可以让音乐变得很酷，但随着创作的深入，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他不再拘泥于形式上的创新，而是从精神内核上，尝试把传统和现代的东西结合，让它能流传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伊德尔是真正回家了。

伊德尔的音乐创作经历和乔思雪的电影创作很像。“因为你的创作都要面临你要回去，再溯源你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你会变成一个更客观、更宏观的视角，你走近它，再深入其中，会获得很不一样的体验。”乔思雪说。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嫄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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